从总体上看，晚唐诗所反映的生活面，当然要比曲子词开阔得多，决不限于咏写绮情怨思。

荀子在《王霸篇》云：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就是他那颇负盛名的《南山诗》，洋洋洒洒千余言，从南山的地理方位、宏大气势、四季风物、周围环境，一直写到前两次入山迷途、历险的遭遇和最近这次直达峰顶、毕览全景的观感，尽管气局恢弘，章法明密，铺排多端，刻画精细，充分体现了古文与辞赋的风格特长，而于诗歌神韵终有所欠缺，以致招来后人毁誉参半的评价。

前人以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来评论杜甫（见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恰好移用来说明整个唐诗在其形成过程中对于这两大文学传统的合理的承传关系。作为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之一，法官绩效考核制度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司法责任制的落实，推进司法职业化，改变既往法官职务、等级晋升考核行政化的问题，因此，强调法官审判工作实绩在法官职务晋升、评奖评优、奖金发放中的重要依据作用，这是回归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明白标示了接迹齐梁的用心。法院会确定5位经验丰富、在职或刚刚退休的法官作为良师，与法官商谈问卷所反映的问题，以及确定在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或接受教育。同时，《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规定，法官审判绩效考核的结果和业绩评价应当作为法官等级晋升、岗位调整和绩效考核奖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相反，由于两汉大一统帝国的瓦解和儒学统治的衰微，人的思想得到解放，文学创作也由教化的工具转而面对人生、表现个性，加以时代变乱的刺激，作家的生活体验比较充实，思想感情激荡有力，文章的内容和气势便驾驭了文辞。(30)虽然法官考评制度具有为公众提供法官信息、配合法官选任制度的功能，但是最为核心的功能是为法官自我改进提供反馈信息，以确定法官未来的改进方向从而实现自我提升。杨伟东教授也提出了基本行政法典的观点，不是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总则、行政程序法典或一般法律的汇编，而是一部涵盖实体与程序的，体现中国行政法治水平的，为世界贡献法典化之中国方案的实质性法典。

[48]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关保英教授对制定行政法总则表达了肯定意见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2.公法权利救济逻辑错裂的自我矫正 我国公法权利救济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混乱。立足于法律关系的基本框架，通过分析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厘清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促进行政管理任务实现和主观公法权利的保护，引入公法权利理论能够有效解决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融贯性和外部的开放性问题。

[30]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这是从主观公法权利保护的内部逻辑对国家机关提起公诉的阐释，当然如果在实定法层面和制度层面，这种由国家机关代为提起诉讼或者权利救济的属于公益诉讼，在维护受侵害者的主观权利时，也同时恢复了整个客观法秩序。

参见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18]近些年，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系统化、行政法学转型做了深入研究。过度参与实践会对学者思维模式、话语体系、研究进路产生影响。如果说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传统行政行为理论进行了补足，那么这种补足方式应当是法律关系理论为行政行为理论变革发展提供了新平台，促使行政法学的研究重新回归作为部门法学的法学研究序列之中，运用法学的思维方法和逻辑重新思考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在法律人格拟制框架下，国家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构成了法律关系成为可能，国家无法直接通过政治上的统治支配力，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利进行直接剥夺，而必须具有法律授权或者通过请求司法机关强制执行，这本质上就是法律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逻辑。行政诉讼以原告的主观公法权利受损为程序启动要件，但行政诉讼审查的中心并非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而是聚焦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首先，在权利救济逻辑起点上，我国公法权利救济模式以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建构的，具体表现为法院审查主要围绕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展开，而并非以原告诉讼请求为中心。在动态模式下，行政机关和公民则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在法规范调整之下形成各种类型的法律关系。

[51]朱维究教授、江利红教授提出以行政过程取代行政行为。[65]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序言。

[43]庆幸的是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诸多行政法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并且对体系化建设作出了相应的学术思考，[44]这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建构增添了希望和可能。[69]参见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

[11]参见薛刚凌：《行政法法典化之基本问题研究——以行政法体系建构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6期。[75]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著：《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76-78页。[6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二）法律关系理论具有包容性 法律关系理论的包容性有助于法学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衔接，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可以构筑公私法以及各个部门法相互交流对话的平台。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扎根于行政法治实践，但也超脱于行政法治实践。[56]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52]2018年应松年教授曾在北京组织召开关于制定行政法总则的研讨会，尝试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总则的理论主线，确立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总则上的平等地位和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其意旨在于强化公民在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强化公民的权益保护。既然区分公私法界限需要如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不如换一种思维视角，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

[42]过分强调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并不完全符合时宜，诸多短、平、快的实务型研究，可能加剧行政法学研究的体系化焦虑。具体结构如下： （图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基本结构） 在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真正需要修正和补充的是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仅引入法律关系理论的空壳子根本无法完成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发展。

[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法学》2002年第8期。法律关系理论应当作为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基础而存在。

这个研究小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由于对这一法律目标、性质、内容、范围等都没有清晰的把握，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处于零散的情况，并未行政体系，且世界上也没有一部这样的法律可以借鉴，草拟工作始终停留在讨论阶段，难以进展。四、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决定于行政法治实践，当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历史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行政法学理论转型成了一种历史必然。[60]行政过程论学说源于对行政程序问题的研究，起源于英美国家，但是将行政程序作为行政过程翟凯研究起始并集中于日本。奥拓迈耶构建的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经典行政法，其产生的背景是高权行政，强调严格依照法律行政，即形式主义法治。

在司法的行政背景下，公法权利救济不是直接以主观公法权利为逻辑起点，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折射效果。第三在法学方法论上的形式框架难以容纳现代行政所需要的政策目的。

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中，造成了当前内部错裂的状态。邓正来教授提出当前中国法学受西方法学思想影响过甚，没有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理想的法学图景，并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建构思维的丧失提出了批判。

具体可以考虑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客观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高权行政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协商性、合作性、指导性、规制性的新兴行政手段广为运用，未来必须要从形式法治逐步过渡到实质法治。

基于此，赵宏教授认为，对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问题判定，应当从行政法学理论本身系统内部进行认定，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至少应当满足内部系统的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合逻辑性，作为体系化的行政法学理论在整体的价值指引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在使用的基本概念上应当具有统一性，在系统自身的发展上还应当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61]江利红教授以日本行政过程论为基础，提出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新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其认为传统行政法学过度偏重最终结果，现代行政法学必须要将行政过程的各种行政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而且注重同一行政过程中的各个行为以及同一行政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关联性，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考察。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时代，政府不仅被要求严格依法行政，还需要积极主动作为，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生活保障，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如，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完全纳入既有的行为类型之中可能存在争议，尤其当前大量存在的各类新兴行政活动方式，如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界定，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对此争论不休。

五、重构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只有知道站在什么地方以及要往什么方向去，才能决定应该要怎么走。其要件包括：行为作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授权组织。

其行为由行政主体的意志主导。[4]参见林平：《全国人大启动环境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行政法典编纂工作》，载正义网2021年4月21日，http：//www.jcrb.com/xztpd/ZT2021/dfgh/28th/jj/202104/t20210428_2275469.html。

[44]如赵宏：《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如德国行政法学家施密特·阿斯曼教授观点：未来行政法也会进入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并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双核时代。